流派隶书论
李 强
隶书的最早形态当发轫于战国时期。从书法的角度上看，我们大体可将隶书分为两种：一是从材料载体上，它包括简牍帛书和刻石类；二是从书法风格上，它包括古隶、八分和流派隶书。
一、古隶、汉隶八分书及流派隶书概念界定
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，历来均据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及西晋卫恒《四体书势》所云。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土坑墓葬群，出土的木牍中有三行墨书文字，书体当属早期隶书。据考证，书写时间为战国年间秦武王二年（前309年），距秦始皇统一中国（前221年）早88年。其文字特点乃减少盘屈，化繁为简，圆者渐方。字形由狭长变方或近扁形，并有波磔之势。虽为篆书大势，却颇多隶意，与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上的“秦隶”字体类似。“秦隶”到了西汉时期，犹存篆意，其例证如西汉马王堆墓中的《老子甲本》、《战国纵横家书》等。至西汉中晚期，则彻底完成隶变的任务，发展成为比较成熟的汉隶。马国权说：“汉隶之成，固传于秦隶，递加简省，并使形体更趋方而已。昔人以为汉隶源出小篆，误矣。秦隶盖战国古文，试取战国晚期楚简文字与睡虎地秦简文字相较，即可见结构与用笔递变之迩密。”蔡文姬说：“臣父邕言，割程邈隶字八分取二分，割李斯小篆二分取八分，故名八分。”东汉隶书最早称“八分”皆源于此，只是历代歧义纷争，难为一统，一说汉隶“皆似八字，势有偃波”，故云。窃以为“八分”正是由大小篆（统称“篆书”）演变而来，且规范偃波之势，加以“雅化”而成。战国以降，篆书在实际应用中为求便捷趋易，使用者都在简化字形结构，用笔自然也在改变着态势，由于地域的不同，正如语言方言一样，各方有着不同习俗传承。汉隶的演变，其实其中也与楚文字有些通变之处，非独秦隶使然，“八分”书则使汉隶更为纯粹些而已。
“古隶”的特点有以下几个方面：一是篆书体势和结构，在用笔上变圆为方，《青川木牍》是也。二是体势呈方，结字篆意颇多，《睡虎地秦简》是也。三是体势纵横相杂，用笔方折，《战国纵横家书》是也。四是已具方扁的隶书体势，而笔画没有波磔，《五凤二年刻石》是也。而大多汉简体势亦备，点画波磔已具，只是用笔草率，不具规范，更类章草，虽难称“古隶”，却也不可谓之“八分”。
“八分”就是雅化了且又高度完善规范化了的隶书。王靖宪说：“最能代表汉代隶书艺术的成就，应是东汉的碑刻隶书。”汉碑中的“孔庙三碑”《乙瑛碑》、《礼器碑》、《史晨碑》， “汉碑三颂”《西狭颂》、《郙阁颂》、《石门颂》，及《张迁碑》等最具代表性，灿如群星的汉碑不啻为汉代书法的高峰，为后代书法开了先河，也开凿出了“流派隶书”的源头。
汉代隶书乃至汉以前的古隶是源，其后的隶书则是流。其后的隶书由于得到了源的滋养，还形成了流派，这就是“流派隶书”。
二、流派隶书发展概况
汉代隶书到三国时，余绪尚存而自有面目。高古则如《天发神谶碑》，整饬则如《受禅表》，新奇则如《谷朗碑》，至西晋时期的《好太王碑》亦篆亦隶亦楷，宽宏恣肆，堪称杰作。到唐代楷书已成定则，而此时书法意蕴确立在一个“法度”上。然而这种法度只是唐人法度，而非汉人气象。像唐代代表隶书《圣德感应颂》，也仅仅只求整饬，笔法单调，徒具装饰之美。更为可悲的是，隶书到了宋元明时期几成绝响。
真正可称为流派隶书时期的则是在清代。清代碑学的发轫，不是篆书、魏碑，而是隶书。清初由于郭宗昌、万经、顾蔼吉在理论上的倡导，王时敏、郑谷口、朱彝尊等诸家实践，及秦汉吉金乐石的不断发现，搜集碑拓蔚然成风，涌现出一大批隶书名家，他们根柢汉碑，创造有个性、有风格、有意境的隶书。可以说这些碑学家的出现，才开创了清代书法的新风。
郭宗昌工隶书，所著《金石史》论述汉碑极为精审，前人欧阳修、赵明诚、洪适述汉碑偏重于考证，而郭宗昌却能从艺术风格上有所阐明，很有创见。《砥斋题跋》说：“王孟津尝称郭宗昌为三百年第一手。”甚至说：“先生于书法各臻其妙，其昌明汉隶当与昌黎文起八代之衰同功。”万经著有《分隶偶存》，顾蔼吉著《隶辨》，严密精核，至今尚为学隶书者必备的工具书。他们虽然在隶书创作上成就不高，却对隶书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而真正开创清代隶书风气的功臣，当数傅山、郑谷口、朱彝尊。朱彝尊将汉隶划为三种类型：方整、流丽、奇古。
清代中叶碑学兴盛，阮元的《南北书派论》、《北碑南帖论》，包世臣的《艺舟双楫》在理论上为振兴汉碑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。成就斐然的首推邓石如。邓石如隶书早年用笔近于郑谷口，晚年有金农神韵。包世臣评“其分书则遒丽淳质，变化不可方物，结体极严整，而浑融无迹，盖约绎山、国山之法而为之，故山人为吾篆未及阳冰，而分不减梁鹄”。赵之谦称“国朝人书以山人为第一，山人书以隶书为第一。山人篆书笔笔从隶出，其自谓不及少温当在此，然此正越过少温”。邓石如不愧为一位集大成的书家，康有为称他“于书法中如佛家之大鉴，儒家之紫阳”。
清代流派隶书的另一大家是金农。金农的书法号称“漆书”。仅此一点，他就走出了汉人的藩篱而有所发展。他得益于魏碑的启发，承汉魏六朝方笔碑碣的法度，不似汉碑，却甚得汉碑三昧，有些隶书则又和汉简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其他，伊秉绶被称为“乾嘉八隶”之一。隶书用笔圆浑，更无波磔。“笑不露齿”，最得风流含蕴之妙。能拓汉隶而大之，愈大愈壮。伊秉绶以颜书入隶，独辟蹊径。何绍基晚年方攻隶书，用功至勤，东汉名碑临写殆遍。“蝯叟通篆籀于各体，遂开光、宣以来书派。”赵之谦篆隶冠绝一时，其隶书得益于《刘熊》、《武荣》、《封龙山》、《三公山》诸碑，参用北碑楷书书意，使字里行间笔意顾盼，朝向偃仰，又各具意志。笔意跳宕，翩翩如飞鸿之姿，得汉隶飞扬之势。吴昌硕作为晚清的大师风靡至今，其隶书获益于篆，苍劲中透出空灵之气，尤为高古，气魄宏伟。
三、“流派隶书”是创造和创作隶书的先驱
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经“隶变”成熟后的“八分隶书”是不能创造的，但其书法风格则是可以成就的。书法风格的形成需要技巧的成熟、思想的深邃、修养的全面、见解的独到。与之相对应的则有以下四个方面：
功力。技巧的成熟是要靠功力的，何绍基临汉碑动辄百通，他的成功绝非偶然。吴昌硕在自题《削觚庐印存》有绝句说：“裹饭寻碑苦不才，红崖碧落莽青苔。铁书直许秦丞相，陈邓藩篱摆脱来。”
才情。艺术不啻是靠功力，尚需一些天分，这与今天所讲的情商和才情不无关系。“情动于衷而发于外”。
风格。其目的毫无疑问是追求独到。吴昌硕“曾读百汉碑，曾抱十石鼓”，隶书取法《三公山》、《嵩山太室》、《裴岑碑》，“由篆变隶之渐”的《三公山》，应该算是一种“边缘书体”，于是乎有吴派风格。
创意。古人是有创意的，没有创意就不会有金农的“漆书”、郑板桥的“六分半书”。
流派隶书是从个体影响到人群，由本土乃至影晌到海外。吴昌硕的书法篆刻对日本、韩国的影响便是一个例子。
流派隶书是自觉不自觉形成的书派，并且逐步完善成为一个体系，这也是清代隶书创作的风格表征。它是当今书坛的先驱，如果能从流派隶书中找到方法，于当代书坛的发展会有十分积极意义的。
（原载2006年11月22日《书法导报》。原文5300字）
